北京十月文学月高峰论坛:现当代文学与经典“互动”

admin 3周前 (09-25) 社会 124 2

最近,作为“北京十月文学月”焦点流动之一的“文学的气力——第五届北京文学岑岭论坛”在北京坊举行。北京出书团体总经理、十月文学院院长曲仲等相关向导以及陈立功、曹文轩、贺绍俊、李洱、张清华、宁愿、陈福民、石一枫、付秀莹、刘大先等作家、评论家揭晓了主题演讲并举行了对话。

本次岑岭论坛共分三个板块。

曹文轩:柔情似水这个词可能只对中国文学有用

在“文脉绵长,文学岑岭的经典回首”论坛部门,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以“古代文学若何滋养了现代文学”为话题,并以中国习惯画传统怎样被沈从文、汪曾祺借鉴为切入点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以汪曾祺来看,“当许多年轻作家倒在现代看法的脚下,想方设法寻找现代人的感受、勉力在作品中制造现代空气的时刻,汪曾祺的作品看上去却倒行逆施,他在追忆着已往、原初和古典。‘古风’一说已成为人们对汪曾祺作品的共识。然而,这‘古风’又起于那边?习惯画也许是一个基本元素。婚丧礼仪、寓所陈设、饮食衣饰等民俗征象,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些土风习俗、陈年遗风,或是用于人物进场前的铺垫,或是用于故事的生长,或是用于整个作品情调的渲染,都有一定的用场。”曹文轩说。

而习惯画不止影响了汪曾祺,现代文学史上,在小说中对习惯画的描绘始于鲁迅(如《祝福》《社戏》《孔乙己》等),沈从文的《边城》则是习惯画的一个岑岭。汪曾祺云云喜欢,与他的先生沈从文先生如出一辙。一部《边城》,习惯画到处皆是。这些淳朴的习惯画构成了沈与汪的文学天下。在他二人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这个地方”或“这个地方的人”或“这个小城”。《受戒》的开头只说了两句就说到“这个地方”,说了“这个地方”之后一定是关于“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的形貌。

中国文学史上倾倒于习惯画的大作家不乏其人。由于习惯与社会生长、与民族性格和精神密切相关。从习惯的转变,可以发现社会生长和民族心理转变的轨迹。“老舍先生曾经对吴组缃先生的长篇小说《山洪》作出较高的评价之后,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对民间习惯形貌不够,而吴先生以为老舍先生所说极是。”

汪曾祺对自己的叙述观有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叫“除净火气”。他挖苦那种不适当地显示情绪的人,犹如一个老大不小的人学一个小姑娘语言,那种撒娇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他对一切做作的、太过的创作行为,往往不太从藜芦上去罗嗦,而只是反问一下:“有这个需要吗?”“修辞立其诚,对读者要忠实一些,尽可能写得忠实一些。”当谈到唐人传奇与宋人条记这两大叙事传统的时刻,他更认同宋人条记。他以为唐人传奇“由于要使当道者欣赏其才气,故文词优美,是有意为文”。而“宋人条记无此功利目的,多是写给朋友们看的,聊资谈助的。有的甚至是写给自己看的,是无意之文。”宋人条记的特点是平实、清淡、自然、少雕琢与渲染,更无煽情的念头。

“再好比秀美感。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对照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区别,说西方追求的是高尚感,而我们追求的是秀美感。这个独断性的归纳综合可能有些问题,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篇章,我们也有高尚一起。但他的结论又有部门真实,由于秀美感险些只属于我们(日本也有,但可能受到中国影响)。我们何曾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发现过翠翠、巧云这样的形象?他们有安娜·卡列尼娜,有简·爱,有芳汀,有查泰莱夫人。”曹文轩说。

而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作品中却有许多体现着秀美感和清淡美的写作,如《受戒》中的小英子一行脚印在田埂上都是这样的美:“五个小小的指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缺一了块”。《大淖记事》中的巧云15岁长成了一朵花,“眉黑如鸭翅,长入鬓角。眼角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眯暿着,溘然转头,睁得大大的,带一点受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在叫她似的。”同样沈从文在《边城》中这样形貌一个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无邪活泼,到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重的时刻,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做成随时都可以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奇,但明了了眼前的人无机心后,她也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

“这样的文字也许只能泛起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作品之中,而考察这样的文学传统可能就要追溯到《诗经》了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是不会泛起在西方任何作家笔下的。纵然宝钗都不能能泛起在他们的笔下。柔情似水这个词可能只对中国文学有用。”曹文轩谈道。

曹文轩

张清华:以互文、嵌入、衍生等方式和传统诗歌互动的现现代诗歌

张清华从《诗经·郑风》内里的《野有蔓草》最先谈起。在汉代的大儒毛苌看来,他说这是“思遇时也”,从男女之情又升华为“君之泽不下游”所致。所谓君之泽到不了民间,兼有战乱阻隔,男女错失其时,才有了这样的诗。男女相互恋慕,然则由于离乱,国家不清闲,他们没有机会在一起。“这些注释差不多都属于道德家的专断。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首调情的诗,很自然地表达了男女的本能,对身体的渴念。倒是孔夫子看得很清晰,他以为‘郑声淫’,倒也是合乎真相。可同时他又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叫‘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个说法很主要,这才是属于诗歌的判断。所谓‘思无邪’除了说诗自己之情绪的自然个无邪,同时也含有对阅读的一种提醒,要让读者心存质朴,不要往歪了想。”张清华说。

由此看,《诗经·郑风》中倒是有一种与“现代性”相合的看法了,比之其他民族,我们中国人原本并无更多的压制,我以为从诗经内里看,中国人的情绪方式并无压制。可以在诗歌中很自然地表达所感所想,甚至欲望,包罗本能和无意识。“以是我以为传统文学和古典诗歌对于现代的影响不仅是可能的,实实在在的,也是完全有需要的,和可以有裨益的。”张清华说。

在中国人的宇宙观当中也许只有永恒的循环,“周而复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世一劫,几世几劫”这是中国人的理性想法,以是在文学当中所形貌的从来都是一种虚妄和感伤的体验,读汉魏六朝甚至唐代以来的诗歌,再看看《金瓶梅》的末端、《红楼梦》的末端,都是一种感伤甚至于颓废的情魅。

张清华以为,这种感伤的意绪被启蒙运动终结了,最先了提高论的叙事。然则提高论只是现在性的一翼,文学的使命还要对现代性的逻辑举行反思,云云就有了传统的复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月,传统叙事看法最先在小说当中复生,汪曾祺是一个例子,它在现代文学当中也有显著的复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首先更新了提高论这样的逻辑。

“莫言用了一种降幂排列,从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到我的历史,是经由一个降幂排列的反思性的视角。1990年月的《废都》《长恨歌》,先后复生了《金瓶梅》和《红楼梦》式的古故事逻辑。世纪之交以来又有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这些作品显著预示了传统文学中的古老原型在现代文学中的再度重现和修复。”张清华说。

而在诗歌中传统的影响则加倍无处不在。20世纪20年月新诗当中已泛起了传统意趣的回潮。李金发、戴望舒作品中都有许多古典的语汇和意境。这种传统五十年月以后在台湾异常显著,在余光中、郑愁予这些人的诗歌当中,都可以看出传统元素在他的主题、意境、词语、情趣、技法等等方面的大量泛起,有一首令人耳熟能详的短诗是郑愁予的《错误》,它甚至可以看作是温庭筠的《望江南》的互文式的改写,“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郑愁予将此诗的意境近乎完全复制下来,组织一个黄昏时分的江南故事,一串疾驰的马蹄响起,一位闺中 *** 以为她赶考的郎君归来,急遽出迎,与陌生人迎面相遇,发生一个让人感慨万端的优美错误。这只是教科书意义上的传承,美妙,然则并不深刻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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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诗人那里,古典元素的化用泛起了加倍庞大的状态,像欧阳江河、西川、王家先、张枣、柏桦、肖开愚、杨健等,都以对话互文、嵌入、衍生等方式和传统诗歌之间举行大量互动式的写作,其中固然有他们对于杜甫、李白、韩愈、黄山谷等等庞大的再诠释,也有无法对质和确认的偷梁换柱与潜行潜伏,无论是哪一种,第三代诗人在九十年月以后,完成了一个将传统以“现代性与庞大化”的方式予以再度彰显的历程,只管这一历程并未被更多人意识到,这是一种对于语言之根、履历与感受的民族性的方式的寻找与再发现。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历程。”张清华说。

张清华也分享了自己的一首模拟《野有蔓草》写的诗,这也是他对于《诗经》的一种读法。“从卫风穿过王风,来到了略显放肆的郑风。郑地之野有蔓草,采诗官看到蔓草疯长,上有青涩的新鲜汁液和味道,他轻触着这片最小的原野,它兴隆的草丛尚未修剪。风轻轻掠过,小谣曲在树丛间低声盘旋,湖里的涟漪正在荡开,他的手也变得虚无,无助,像游吟者那样伤感。‘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语言永远比事实来得穷困,也可能厚实。它们从来都不会对等的碎屑,此时挂住了漫游者,让他不得不抽离于庞杂的现实,驻足于那些暧昧的文字和韵律,病灾语句中搅动了那些原本静止的湖面。将小鱼的蹀躞声,悄悄遮覆在温柔之乡的水底。”

张清华也回首道,新诗有两个主要脉络,一个是英美诗歌传统,就是新月派,新月派都讲求格律、形式、音韵这些元素。然则从新诗的生长历程看,这一脉并没有给新诗注入真正的动力,很快他们沉落了。相反,倒是另一脉,这一脉可以追溯到鲁迅的《野草》,《野草》从德国哲学,尼采、克尔凯郭尔,从这些诗人和哲人那吸纳的现代性的头脑,特别是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同时戴望舒,类似于更早一点的李金发,他们是把象征和中国传统诗学建立了内在联系,通过修辞和意境、想象等元素,和中国传统诗学建立了联系,他们为中国新诗注入了内在动力。

张清华

八十年月的北京文学:群星璀璨时

论坛的第二场以北京文学的生长为主题。

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陈立功回忆道:“在1981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北京文联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我是作家协会内里最小的专业作家,最老的是萧军。北京文联作家协会内里,我一进去吓我一跳,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就是许鞍华《黄金时代》内里几个主要人物都在我们党支部。再下面是: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再往下就是陈祖芬、理由、李陀、刘心武。”

“北京作家队伍的形成,应该是在八十年月形成的。更早的先声是刘心武,刘心武在1977年揭晓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的境界。他塑造了一个被所谓‘左倾’头脑洗脑的,很正式、很正经、学习也不错、很听话,但他却视我们许多古典名著是流氓。另有一个是毫无文化的,头脑很简单、爱打架、没有文化的脑残。他塑造这两个形象,在实践上挑破中国文化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后张洁写的《爱,是不能遗忘的》,写一个女性发现她的妈妈由于一纸婚约约束在一个不完善的恋爱内里,她爱了一个她喜欢的人,效果一辈子连手也没摸过一次,到死也没有遗忘他。”陈立功说。

陈立功以为,这一批与改革开放偕行的作家靠对时代新的感知、新的发现和新的挑战,拓宽了文学题材。其次,他们的文学也进入而且干预了生涯。北京作家们都起劲的出现自己的个性和心路历程,形成了茂盛丛生的北京作家群。

年轻一代的作家宁愿回望八十年月,加倍清晰地感受到它的体量、人才和文学状态,他谈及,《十月》在2013年出了一个《典藏时光》,出了十卷,有七卷是中篇小说,“我随便抽出来一本,抽到了王蒙的《蝴蝶》,张承志的《黑骏马》,礼平的《晚霞消逝的时刻》。我想把《蝴蝶》的开头给人人再重温一下,人人看看八十年月时王蒙是怎么开头的,他的语言、他的气概,回到详细作品中感受一下谁人年月的作品过时没过时,是不是经典。”

“北京牌越野汽车在墟落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念头的嗡嗡声时而低落,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联绵不断的 *** 。这是痛苦的、含泪的 *** 吗?这是幸福的、知足的 *** 吗?就像1956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芬芳、甜蜜、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 *** 过吗?他的谁人样子甚至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不也是那样快乐的呜呜的叫吗?汽车开行的速率越来越快,一个又一个山头抛在后面,眼前闪过乡村、衡宇,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拍手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看着他们的农民。”

“这是王蒙先生的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1980年,他的那种遐想能力,后面的车压到一朵小花儿,他都想到昔时他的情人,他的情人怎么样被压碎扑灭,全部是遐想式的,异常超前的现代派的,绝对是经典,到现在都堪称是范本。”宁愿说。

陈福民以外地人的眼光加倍客观的看待北京的文学生长历程,他以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崛起、文化影响、大国责任、负担的各项的义务,焦点是由北京发出来的,是一种立体全方位的形象塑造,一代一代作家构成了庞大的、丰满的、厚实的、具有生命力,同时又反道统的、生命性的文学资源。然而在时代巨变之下若何重新整理、整合、界说北京文学和文化,提炼出跟精神传统既关联又有提升的新文化元素、文化符号,是摆在作家和文化工作者眼前的首要任务。

“摆在我们作家眼前的问题是若何对北京文化举行定位,若何提炼出新时代下跟我们精神传统既相关联又有提升的新的文化元素、新的文化符号,否则的话,你给天下人民只看胡同,只看提笼子驾鸟,只看豆汁焦圈是不行的,北京另有798,北京另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们的北京文化也好,北京文学也好,还需要更新的元素去勾陈出来,去打造,去想这个问题。”陈福民也谈道。

宁愿

新世代的写作

石一枫从“继往”提及,一方面,先辈作家能够看到他们所生涯的时代和现实的庞大性,因此每次读他们的作品总是有不一样的体会;另一方面写作时要寻找先辈没有考虑到的地方,他们给子弟最好的滋养是不仅教给我们写作,另有教给我们不要怎么写作。详细到北京,这里有厚实的资源值得逐步挖掘探索,老舍一生的作品写的都是北京各个时期最主要的事,关于启蒙、阶级、救亡、建设,可见这个都会的价值是这个时代中国人最体贴的问题、也是最严酷最迫切的问题。北京这座都会是开放与包容的,需要我们用自己生命的感知去深植其中,誊写这个都会的所见、所闻、所感。

付秀莹以为70后作家责任重大,一端是近年老一辈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气力强劲,另一端是年轻一代深入生涯的急流深处,介入现实的果敢和勇气。在这样的靠山下,这一代的写作者需要在传统中突破,确立自我的写作身份,在远大的时代主题下关注当下的焦点问题,以誊写的方式介入、介入鲜活的生动的真实的现实,扎根生涯,扎实写作,认真创作,讲好北京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刘大先将继往开来详细到三个关键词:未来、写作和经典。面临未来,我们迫切需要转变时间观,理念先行,为写作设定一个目的论和潜在的价值评判,而非纯粹模拟现实、照搬现实,在现代文学秩序中找到中国位置、中国话语。在写作层面,他提出融媒体的时代,文字的形貌需要另辟蹊径,化繁复为简,举重若轻长时间打磨、积淀的履历,形成精炼的故事,这样才气直指人心,到达流传的目的。经典正是在这样的尺度下形成的,经典最基本的就是承和传,所有的经典都是经典化的效果,一方面跟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整个文化语境密不能分,另一方面经典一定要有它自身的素质和基本的内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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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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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 皇冠新现金网 2021-01-24 00:00:48 回复

      试想,若是黄自主选择作壁上观,又怎么会被派出所带走呢?快来呀快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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